刘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十大困境

粮食“十一连丰”，农民增收“十一连快”，中国农业历经磨砺，十一年生聚，十一年发展，一路向好。但一片繁荣景象使社会长期陶醉在“衣食无忧”里，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滋生、累积，正在凝结成阻碍发展的困局。

困境一：离农越远，离现代化越近

一些人，尤其一些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误区里打转转，认为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才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而农业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落后文明形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离农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这是一种流行广泛的认识误区。由此导致一些地方一些人或谈农色变，或谈农无言，或只尚空谈，中央的“重中之重”战略成了“轻中之轻”。人类文明有三大基本载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社会分工专业化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三大文明是人类社会所有文明的基本载体，任何文明形态都依附于这三大文明之上。理清这三大文明之间的关系是走出认识误区的关键。

作为最早发育起来的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母体文明，它是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共生共荣的一种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相比，农业文明提供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和生存方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文明，是其他一切文明的基础。因此，没有农业文明的文明是残缺的文明，没有农业文明的经济是断裂的经济，没有农业文明的社会是危险的社会，没有农业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农业文明不是落后、腐朽、该抛弃的文明，它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关系。早在上世纪60年代，舒尔茨就质疑刘易斯的工业化发展思想，反对以轻视和牺牲农业来发展经济的做法，强调人力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

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继起性。后一层次的文明是在前一层次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美国就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然后实现工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中国如果农业这条短腿不能加长，那么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基于人类文明继起性的特点，文明的发展不可倒序。我们今天走的是刘易斯外延式扩张，把工业、把城市做起来，然后反哺农业的路子。其弊端已很明显，仅靠输血解决三农问题是不可能的，农业必须同时走舒尔茨内涵改造的路子，像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一样，把诸多现代元素注入农业，培育农村内生性的物质基础，增强造血功能，让农业农村农民同时现代化起来，农业这条短腿才能加长，农业文明才能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同时发展、同步发展、同样发展。在三大文明的关系问题上，有的人是真糊涂，有的人是装糊涂。真糊涂好办，装糊涂可就难办了。

困境二：从法苏到仿美的邯郸学步

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效仿苏联集体农庄，大搞人民公社，用那种大一统的政治思维处理需要市场分散决策的经济问题，最后走入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困境。今天当年效法苏联的余悸尚在，一些人又在大力鼓吹美国的大规模经营。美国的家庭农场平均3500亩，我国每户不足十亩，美国3亿多人，我国比美国多10亿人，但是美国的耕地差不多比我国多10亿亩。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农业：人多地少型和人少地多型，我国显然是人多地少型的，在人口稠密的广大农村走美国式的大型农场规模化之路显然是不可行的。况且，土地规模化经营超过一定程度，效益就会下降。到目前为止，日本2公顷以上的农户也仅占15%左右。以1970年的日本和美国为例，美国农民1人1台拖拉机，日本45人一台，美国劳均生产粮食是日本的10倍，而单位土地产量仅为日本的1/10。

美国农业追求的逻辑目标是单位劳动力产出最大化，中国农业追求的逻辑目标是单位土地产出最大化。美国拼的是土地优势，中国和日本一样，没有土地优势，只有劳动力优势。中国农业必须考虑到现实国情，中国的工业化还处于中级阶段，吸纳就业的能力还很有限，因此，转移农民需要把握速度。土地过度规模化经营，100个人的地给1个人种，其余99个人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现实问题。只看经济效益，不看社会效应是行不通的。当年效法苏联教训惨痛，今天效法美国带来的后果还难以估量。

因此，我国不能盲目效法美国，不能违背农民意愿，不能违背经济规律，更不能违背中国的现实。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土地适度规模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一是适应现代农业的规模要求，在产业布局、产业链条、组织、服务和适合工厂化生产的种养业五个方面着力推进规模化。土地规模化必须严把适度关，农业部专家钱克明估算适度规模南方以30亩－60亩为宜，北方以60亩－120亩为宜。二是建立农地经营的准入和退出制度。农业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不熟悉情况，不掌握技术，很容易失败。我国现在谁都可以去搞农业经营，很多企业到农村圈地因不具备经营能力和条件，不仅导致损失惨重，也浪费了珍贵的土地资源。因此，我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必须建立准入和退出制度。三是把经营方式选择权还给农民。中国所有改革都是农民的创造，革命年代，中国革命是农民的革命，中国农民是革命的农民；改革年代，中国改革是农民的改革，中国农民是改革的农民。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自己，没有谁比农民更清楚自己该走什么路，也没有谁比农民更对自己负责。农业的经营方式只能靠农民自己选择，是出租，是入股，是合作还是转包，由农民自己决定。政府要做的只可以按照经济规律，加以引导，同时做好各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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