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国青：我国非瘟不长时间内一定可以实现净化

邵国青认为，生物安全依然是猪场生存的唯一途径，应当遵循生物安全优先和适度控制规模的原则。非洲猪瘟在我国一定可以实现净化，并且时间不会太长。未来，各个规模的猪场都能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关键是养殖企业需要“做强”，面对可能的机遇，猪场要打牢基础、谨慎决策，要有“结硬寨”、“打呆仗”的精神，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问：2019年，您有没有觉得辛苦或者困惑的时刻？如果有，您是怎么跨越的？

邵国青：有困惑的时刻。2019年初，我们发现在临床人才队伍都非常好的规模化猪场，采用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防控非洲猪瘟，却依然很难保证成功，从而对用三道屏障建立生物安全体系的实施望洋兴叹。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感到非常困惑和意外，为什么在俄罗斯采用生物安全防控能够成功呢？于是带着这种困惑，我们对比调研了许多案例，发现猪场成功防控必须遵循两大原则，即生物安全优先和适度规模原则。因为生物安全的有效性不仅仅在于生物安全措施本身，还与猪场规模密切相关。

最后，通过调研，我们同意一些资深养猪人士的观点，猪场做强是最终解决非洲猪瘟的唯一有效出路。

问：2019年，行业风云激荡。在当年您最关注的行业问题是什么？您认为我国养殖业最应该提升、改变的是哪些方面？

邵国青：畜牧行业最重要的问题是全国范围内布氏杆菌病的控制和消灭，其次是控制非洲猪瘟，恢复养猪生产。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解决吃肉问题是几代人的梦想，肉品的摄入直接影响到国民体质和大众免疫力的产生。解放前，蔡无忌、盛彤笙等很多著名科学家出国留学主动选择学习畜牧兽医专业，就是想让中国人吃到肉，改变体质羸弱的面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经过4代人的艰苦努力，我国终于形成了在全世界遥遥领先的规模化畜牧业，特别是猪禽产业。畜牧业的飞速发展为国人体质健康、国内经济腾飞、科技持续创新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而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难免会出现波折，尤其是烈性传染病一直是我们需要跨越的挑战。非洲猪瘟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要求我们必须把畜牧企业做强，形成一个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智能化的畜牧产业。同时，生态化和无公害食品产业链也会逐步发展壮大。

问：防非和复产是当下行业最热的主题。您认为哪些关键技术在复产行动中会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邵国青：市场上流通猪肉的大面积筛查和检测是核心问题，也是我们能否广泛复养成功面临的瓶颈问题。

问：非洲猪瘟改变了整个行业的生态。您感受到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邵国青：非洲猪瘟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推动我们这个行业变革的最积极的力量还是猪场。不管面临多严重的问题，他们都不言放弃，想尽办法恢复生产。当前许多猪场的管理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把生物安全放在首位，同时建设了自己的检测中心。

问：有人说，非洲猪瘟令中国猪业快速寡头化，中小养殖户乃至中型养殖企业将大量减少。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未来中国猪业的结构会是怎样的？

邵国青：这是一个杞人忧天的担心，我们可以先看看我国在农业以外的很多领域的情形，不管是不是投入最多，都能够快速崛起，并强大到全世界其它国家都无可替代。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巨大的市场引力，并拥有非常丰富的人才资源，同时具有多种不同水平的生产模式做检验——先进的、落后的模式并存。这三大要素使我们在行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不断上升、下降、完善，再提升、再调整、更夯实，最后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真正强大的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发展模式。

回到养猪业。在俄罗斯，非洲猪瘟发生后养猪产业迅速下降，而后规模化养猪慢慢恢复并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形成U形曲线。而在中国，目前已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养殖格局，中小规模猪场由于缺少技术和资源，不具备竟争优势。在欧美，则由于长期坚持生物安全管理原则，养猪业以中小规模、全封闭猪场为主，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俄罗斯养猪业之所以形成寡头化的一头大一头小的格局，与俄罗斯的人口、市场、土地背景有关，这些与中国的背景并不一样。我国市场需求太大，需求的品种、屠宰方式等多种多样，而且随着非洲猪瘟的进一步防控会有区划限制，所以会形成多种形式的养猪系统：大型养猪集团，尤其是核心种猪场会建立一批生物安全极好的核心养殖区域或楼房养殖区；此外全封闭、自动化的1000头母猪以下规模猪场也会大量形成，因为这样的猪场做生物安全成功率较高，也对周边土地的生物质有改善作用；而小规模猪场采用发酵床等技术使无抗养猪、生态养猪模式得以发展，也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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