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启示：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

中国生猪产业的布局，外行人都知道有“主产区”、“主销区”之别。传统上，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河北、广西等省份是生猪外调大省，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省市是生猪调入大省市。本来东北三省和内蒙由于冬季严寒，养猪并不太多，但近几年因为南方水网地区环保的原因，国家推出了“南猪北养”战略，江、浙、沪、闽、粤等地大批中小猪场被关停、拆除，许多规模养猪集团公司进军东北、内蒙，东北三省及内蒙也逐渐成为生猪调出省份。

这一切似乎很合理，甚至说很“英明”——因为，沿海地区、大城市工商业发达，土地、环境等资源如果配置于工商业则产值无疑更大，此外，当地农民经商、就业机会多多，也不必一定要从事养猪等农业项目，减少养猪、甚至不养猪，对于沿海地区、大城市是个“明智”的选择。中部内陆地区，工商业欠发达，没有发展工商业的优势，无奈之下，牺牲一些环境代价，多养点猪，农民多少能获得些收入。过去，官员和学者们总结认为：生猪产业这样的布局之所以是“最佳组合”，因为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是发挥了各地“比较优势”的结果。这一经济理论，就是大名鼎鼎的林毅夫博士的“比较优势理论”。

然而，2018年至今的一场非洲猪瘟疫情，无情地宣告了如此“美妙”具有“比较优势”的生猪产业布局，成了非洲猪瘟防控、生猪生产稳定、猪肉供应保障的最大的软肋。因为，有“主产区”、“主销区”的布局，必然要有生猪及其产品跨省大流通，才能将主产区的猪运到主销区去。但是，从非洲猪瘟防控的角度必然要求控制生猪移动，必须禁止跨省长途运输活猪的大流通，这就形成了不可兼得的矛盾。自从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禁运使全国的猪价迅速分化，最低的低到4元多每斤，最高的高到10多元每斤。不但是价格分化，更严重的是低价地区的肥猪和仔猪有价无市、严重压栏。虽然后来推出“点对点”调运政策，但也只能缓解少数规模场的困境，广大中小散户依然只能忍受压价、压栏和亏损。

活猪跨省调运大流通的危害暴露出来后，又有官员和专家提出可以改调猪为调肉，在生猪主产区建立大型屠宰厂，通过冷链物流将冷鲜肉、冻肉或猪肉制品运往主销区销售。这看起来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因为美国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还是有些怀疑，调肉的方案在中国能很容易行得通吗？中国人喜欢热鲜肉的习惯能不能轻易地被改变？如果能行得通，为什么几十年来供应港澳还是以活猪为主，而不以猪肉为主？更重要的问题是：调肉就不会传播非洲猪瘟了吗？！事实上，非洲猪瘟从国外传入我国，可能性最大的途径就是通过走私、进口的冻肉和猪杂，或者是入境旅客携带的猪肉制品，其次还有可能是野猪。

当然，我不反对改调猪为调肉，只要能够实行起来，传播疫病的风险，调肉比调活猪肯定要少得多。问题是能不能实行，这还需要实践去检验。

主张改调猪为调肉的官员和专家，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坚持认为我国生猪产业布局是没有问题的，还是认同“比较优势”理论的，还是认为强化主产区、主销区的产业区域规划是合理的，还是认同“南猪北养”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我以为，在面临非洲猪瘟的形势下，“比较优势”理论在生猪产业布局的指导意义上，是不是绝对正确，这是值得商榷的，“南猪北养”战略是不是值得继续推进，还值得慎重为是。

我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只在没有任何约束条件限制的理想状态下才能成立。“比较优势”的成立：一要完全的市场化，没有任何阻碍市场流通的因素，没有任何阻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因素；二要有稳定的通用货币；三要生产经营的商品（服务）标准化，并且适合贮存和远距离运输交易。事实上，符合条件的理想状态很难达到，无论是国际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贸易，还是国内地区之间的合作与贸易。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就表明，国际上没有真正的自由贸易。非洲猪瘟的发生表明，即使国内地区之间也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在非洲猪瘟防控转为持久战的情况下，限制生猪跨省大流通的措施决不会是一个短期的权宜之计，一定会长期化、常态化。没有完全的市场化，“比较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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