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梵：疫病的科学防控从认知到践行

二是垂直传播疫病。种群在垂直传播疫病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类疫病没有可预防的疫苗或者可用疫苗效果不理想。如，禽白血病、鸡白痢、鸡毒支原体（MG）和鸡滑液支原体（MS）。采用疫苗接种来防控垂直传播疫病，其作用很小（一般不考虑），其防控措施主要是进行种群净化、强化生物安全。

三是重大动物疫病。这类疫病已在我国呈常在性地方流行态势，如古典猪瘟、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新城疫（ND）、高致病性猪蓝耳病（PRRS）。其防控措施需要强化生物安全，科学使用疫苗，实施根除计划，从免疫无疫过渡到不免疫无疫。采用疫苗防控对此类疾病的作用比较重要，但不能滥用疫苗，需要科学减负，需要创造条件做种群净化，做根除的规划。不然，老病不除，新病不断出现，病最终只能越来越多。据我们研究，近几年来是我国新城疫防控得最好的时段，在全国范围内已很难分离到一度流行的基因Ⅶ型强毒，建议国家不失时机制定ND根除规划，实现从免疫无病到不免疫无病的过渡。

四是传播效力高的呼吸道疫病。这类疫病的典型特征是普遍存在且传播迅速。如H9N2亚型禽流感、鸡传支。其防控策略是强化生物安全，科学使用疫苗。疫苗在这类疫病中有重要作用，但同时要强调科学减负，适当减少免疫次数和疫苗用量。

4、在您提出的“科学减负”理念指导下，国内一些企业在蛋种鸡免疫减负方面已取得良好成效。您认为，提升健康养殖水平最重要的是什么？蛋鸡等家禽产业链从业者未来以怎样的新姿态来迎接健康中国新时代？

刘秀梵：在我看来，动物与人既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又是一个大的公共卫生系统。我们不单要考虑人类的健康，而且要考虑动物的健康、生态环境的健康，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因为70%的人类病原体来源于动物，只有把动物疫病的源头问题控制住了，才能控制人兽共患病。

疾病防控是一大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还与社会生态有关系。因此，重要的是改变观念，运用科学的理念从研究、应用、管理、生产、生物安全、免疫接种以及公共卫生等多层面下功夫。考虑到中国的具体环境，这将是长期的、巨大的挑战。

我经常强调疫病科学防控理念的重要性。不论采用药物还是使用疫苗，都是科学防控整体措施中的一个组分，但不是全部；疫苗是疫病防控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第一道防线。这个完整的疫病防控策略包括：养殖场的生物安全，发生疫情时动物及其产品流通的限制，扑杀销毁感染动物，疫点隔离、封锁和消毒，谨慎使用疫苗等。

要正视问题根源，要让科学的防控理念为大众普遍接受，这需要进行科普教育。我在2009年就提出蛋鸡养殖环节免疫存在“三多一大”问题：首先使用疫苗的病种多，一般在10种以上；其次是同一种病使用的疫苗毒株多，比如鸡传支疫苗，从国外引进的就有好多种，但这些疫苗针对的鸡传支病毒流行毒株与国内的鸡传支病毒流行毒株并不匹配；三是同一种疾病在一个生产周期使用的疫苗次数多，如新城疫、禽流感、鸡传支的免疫，蛋种鸡与商品代蛋鸡都在10次以上，一般为15次，有的甚至超过20次。这样的话，一只鸡的一生要用几十次的疫苗，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没有这种情况，这样的用法不管从免疫学理论中还是在兽医典籍中均找不到任何科学依据。另外，“一大”就是大剂量（超过正常需要）使用活疫苗或灭活疫苗。

既要把药物和疫苗用量减下来又要不产生风险，这需要前提条件。不论科学减负还是免疫程序优化，目的就是要让养殖者把鸡群从不堪重负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但同时又要让鸡群发生疾病风险不能因此加大，甚至让风险降低且鸡只生产性能提高。因此，我们设计了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必须遵照科学防控的理念，强化生物安全；第二，加强免疫监测和病原学监测，免疫程序一定要根据免疫监测的结果来制定，除了免疫监测之外还要做病原学监测；第三，根据免疫监测和病原学监测的结果，对养殖场或地区进行疾病发生风险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免疫减负。现在，我们已制定了很详细的“科学减负路线图”，它包括以上提到的强化生物安全、免疫监测和病原学监测、疾病发生风险分析以及养殖场所作的试验对比，在这个基础上再完成相关工作，在整个系统内逐步推广。

目前，我们团队正在与扬州大学、蛋鸡体系综合试验站等多方力量合作加快推进蛋鸡免疫减负计划。目前，蛋鸡体系平谷综合试验站（峪口禽业）种鸡全程新城疫免疫减少近2/3，有效降低了新城疫疫苗使用量，减少了免疫成本，减少了免疫应激，提高了鸡群的生产性能，仅2018年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3000多万元，为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养殖模式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同时，我们与蛋鸡体系邯郸综合试验站（华裕农科）合作，在部分场区实施了蛋鸡新城疫疫苗的免疫减负计划，减负计划中父母代蛋鸡新城疫全程免疫次数减少1/3，从实施效果来看，新城疫免疫次数减少后新城疫抗体水平末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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