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生猪养殖布局待调整 应增减适度

解读上述的一系列迹象和数据，我认为只能说是“重点养猪大省减栏较多”，并不能表明北粮南猪的养殖格局已经改变。事实上，从统计数据上看：南方省区生猪养殖占全国的比重变化不大，因为冀鲁豫三个省生猪大省存出栏也在下滑。即便是黑龙江省：2014年前，确实有一段时间内其生猪的产能有所上升，但2016年的存出栏也比2014年下降了70多万头。

中国的一些玉米产区跟畜牧业的生产带重叠度不高，饲料粮与生猪的调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并不赞同有些地方大规模地增加或减少生猪养殖。农产品生产布局调整需要有个过程，要适度。过度集中，会加剧产销区矛盾，区域间供需不平衡也是大问题。

《财经》：近来国内部分地区出现了因价格上涨使猪肉调运“有利可图”从而导致乱调运乃至调运被扑杀猪的问题。您认为还有哪些问题？

方言：2015年底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粮食与食品安全峰会上，我就提出国内农产品存在总量与质量、品种与结构、需求与资源、成本与收益四大问题——包括南水北调、北粮南运和北粮南猪——等资源不匹配问题。

首先，从成本角度来看：农产品生产既需要向优势产区集中，但“地产原则”也很重要。因为农产品的特点就是体量大、价值低。站在养殖户的角度，中国传统的猪粮经济体系，其实构成了一个小农户能够自我进行调节的蓄水池。粮价低的时候农民用粮养猪卖肉，有收益；粮价高时则选择直接售粮，也有收益。通过这种调节，小农户实现了自我收益平衡；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农产品大量长途运输，势必会增加流通成本从而抬高价格。不是说不能调运，而是要看运距，要考虑综合成本。

其次，从调运本身的安全性角度来看：长途调运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之一，就是如何保障动物及产品的卫生安全。不管是活猪还是冷鲜肉，在调运过程中都存在一定风险。这中间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运输车辆、途经地区有无疫病风险、整车的消毒等等，各环节要非常严密。美国人调运仔猪都要咨询气象部门了解风向，宁可绕路，也要保证安全。

正因如此，生猪养殖和运输本身都是很高危的事情，养猪看似简单，要养好，在环节上是需要精心设计的。但在目前的中国养殖行业内部，门槛则往往没有那么高，这往往就会变成了谁来都能养。在这种情况下，无序进行产能布局的大规模调整，潜在风险很大。

《财经》：从产能调整角度看，这几年一些地区的产能集中增加和减少，可能也跟部分地方政府对于环保和产业发展的不同选择有关。如何做到合理布局？

方言：从产能本身来看，以前出现过剩，猪价下跌，小农户扛不住了，自然会减少存栏；现在则是大企业大资本，能死扛着不减栏，即所谓“船大抗风浪”。规模化一方面有利于疫病防控，但规模化也可能会把市场价格的调整空间顶死，加剧猪周期的波动幅度和频率。所以，不应该单方面强调补贴的作用，而应该充分释放市场信号，实现以需定产。

站在环保角度来看，北方亦不应该大规模增加产能。一方面，养猪需要大量的用水，而北方正好缺水；另一方面，养猪还会产生大量粪污，而果园对此的消纳能力是高的。南方有水果生产优势，正好可以做到资源充分利用，过去常说“猪一身是宝”，简单地“关停减”不是出路，还是应该在环保措施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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