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家畜解剖学家——张鹤宇

探索求真，为我国家畜解剖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张鹤宇先后发表5篇论文，纠正前人关于马盆腔脏器的血管和神经分布错误记载，提出系统、完整的分布概念，更加精准地反映马盆腔脏器形态结构的本来面貌。

早在50年代，他就和同事一道，开展对大熊猫的解剖学研究，在《动物学报》先后发表《大猫熊消化器官的解剖》、《大猫熊颅骨外形及牙齿的比较解剖》，对大熊猫的分类学及生理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形态学基础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962-1964年间，张鹤宇对北京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表《北京鸭三叉神经的解剖》和《北京鸭面神经和位听神经的解剖》两篇北京鸭脑神经的论文研究。关于北京鸭耳结构的研究，张鹤宇看到鸭的潜水性能强，于是把北京鸭作为实验模型，希望寻找出潜水性能的形态学基础，为潜水员的水下作业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为了开展鸭耳的研究，先从大动物马、牛的外耳和中耳着手。首先对马、牛的骨性外耳道、鼓膜、鼓室、听小骨、听骨肌及其神经进行了研究，进而研究鸭耳的结构。1966年，《解剖学报》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论文《北京鸭的中耳及传声器官》。遗憾的是，另一篇已经完稿了的论文《北京鸭的内耳》，在一家杂志社送审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而丢失。有关北京鸭耳的研究，对人类进行高空生理及深海作业中生理的探讨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科学之风虽远犹近

张鹤宇教授常讲，科学研究，如果不细心观察，就不容易发现深藏着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经常对身边的青年人说：“我做科研工作没有什么秘诀，只有一个笨办法，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各个侧面，各个部分都要仔细看，看彻底，切记不要看到一点现象之后，就想当然的对其他部分作出推断。”他在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中，只尊重客观事实，而不局限于前人的结论。他总是告诫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不要带着成见去进行科学研究，更不要为前人的看法所束缚。对看到的一些新的现象，他总是作大胆而慎重的探索，寻根究底。如对北京鸭伸张鼓膜的前、后鼓膜张肌的发现，就是在上述科研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

张鹤宇常常以荀子的一句名言来勉励自己：“闻而不见虽博必谬，知而不行虽敦必困”。他对形态学的研究，并不满足于形态学的描述，而要求把形态和机能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比如，当他研究大熊猫牙齿时，发现它既不同于肉食动物，也不同于草食动物，大熊猫位于切齿和臼齿之间的前臼齿很发达，而且排列紧密。为了对这种形态结构作出机能上的解释，他曾多次去北京动物园观察大熊猫的采食方式，终于看清楚了：大熊猫正是用前肢抓起一把竹枝，放在一侧颊部，用前臼齿切断，经咀嚼后吞咽下去的。

张鹤宇常说：“科学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很强，一停顿就会打断思路和减弱深入钻研的兴趣。对于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必须钻进去，走路想，吃饭想，躺在床上也想，就一定会想出新的解决办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肯定是不会获得成果的。”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1973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依然存在，他克服重重困难，带领一名青年教师，在兽医楼门厅内一块不到两平方米的墙角处，进行海狮的解剖学研究。身边放着一本家畜解剖学参考书，一边看书，一边测量和观察实物材料，写出了海狮内脏器官的解剖学文稿。他的言传身教，对于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青年教师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

张鹤宇对于科学研究一贯坚持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60年，他被委派以形态学专家身份去四川省参加“牛精猪”的鉴定。他通过现场观察和猪体解剖，否定了所谓用牛精液给母猪授精可以获得具有牛体特点的“牛精猪”的存在，用客观事实抵制了违反科学的浮夸风。60年代初，国外在经络研究中，发现了“凤汉管、凤汉小体”，认为这些是经络的形态学基础。为证实这一成果，卫生部组成了专家研究小组。张鹤宇参加了小组的工作，经过在动物体内多次认真、严密地实验观察，均没有找到不同于血管、淋巴管的任何形态可辨的管道系统，以及位于该系统中的“小体”。他如实地反应了科学实验情况。

从1960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6年期间，张鹤宇共招收6名研究生（包括1名越南留学生）。他同研究生相处，平易近人，毫无教授架子；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及科研实验工作则是严格要求，认真指导。主动听取研究生们的意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定题到研究设计，凡是符合科研要求的想法和建议，他都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在研究生论文写作阶段，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逐字逐句地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张鹤宇对周围的教师从不摆架子，常常把自己撰写的科学研究论文送请组内教师审阅，并诚恳地希望他们提出修改意见。这种对科学的严谨态度和虚心求是的学风，给他的同事和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鹤宇教授虽然离开我们30多年了，但他追求真理，实事求是，锐意创新，使命担当的科学家精神永远值得后人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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