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差距
（一）资源创新利用、育种水平差距极大
我国54个黄牛品种的资源材料保存量居世界第一位，但牛种资源不但一直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反而越保越少，1种已经灭绝（荡脚牛）、1种濒临灭绝（樟木牛）、5种濒危（独龙牛、阿沛甲咂牛、三江牛、阿勒泰白头牛、舟山牛），2种牦牛濒危（斯布牦牛、帕里牦牛）。引进国外牛种是建国后我国肉牛育种的绝对主流，至今没有走出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虽也支持黄牛品种选育，但与“引种”的支持力度相比，几乎可以忽略，由此，种牛产业已被国外掌控。而我国对畜牧行业之间不平衡的支持政策，导致肉牛研究资源（人才、设备、设施、场地）严重流失，其中之一是育种技术体系研究基础非常薄弱，总体水平比美、加、日、法、德、澳等国落后40至60年。主要在自主专用、泛用肉牛品种、种质提高、后裔测定、商品品质的研究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差距极大。发达国家在种质资源、品种选育与提高的研发上分工明确，相互衔接。我国搞肉牛育种的科研、教学、资质企业不超过100家（从事种牛和精液营销的不超过50家），但都奄奄一息，能够维持已是奢望。
（二）饲养管理与营养调控技术研究进展缓慢
发达国家肉牛饲养管理和营养调控的研究和技术研发已达到标准化、精准化水平，其成功的做法是不但对肉牛饲料原料资源了如指掌，而且有基于自身研究成果的饲料营养价值评价系统和在此之上支撑产业发展的肉牛饲养标准。而我国没有针对肉牛饲料原料进行资源普查，在饲养管理方面处于由耕牛饲养向肉牛饲养过渡、以总结改进农民饲养经验为主的阶段，在饲料调制上处于模仿奶牛、或者“有啥喂啥”、“琢磨着喂”的水平，在饲料营养价值评价和饲养标准研究上没有形成“人、材（饲料、牛种）、需（产业）”的连动系统，沿用国外模型或估算大部分参数，落后先进国家30-40年。原因一是我国肉牛产业是在分散的千家万户养母牛基础上建立的；二是我国在政治、产业、科研等政策上缺乏针对肉牛这个独特产业给予战略性的长期重视和指导。三是对饲养管理技术、饲料营养价值参数和饲养标准研究缺乏长期、连续的政策和经费支持。
（三）肉牛兽医医疗技术研究没有原始创新能力，产业缺乏医疗服务体系
发达国家有完备的肉牛兽医医疗科研和技术支撑体系，在科研上具有庞大、精干的研究队伍、先进的研究设施与设备、高影响力的原创性学术论文，在产业上技术研发与普及据点按需布局且层次分明、疫病预防能力强、用药少、治愈率高、信息共享面广。我国肉牛产业几乎没有原创性自主预防能力、缺乏栏舍旁快速诊治技术，更没有针对我国肉牛疾病的先驱性技术研发与储备，目前“兽医”系统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上报疫情和扑杀，因而产业上处于“平时不设防、有病缺兽医”、“病重乱用药”、“治不好就卖肉”的混乱状态。我国达到发达国家的肉牛兽医医疗体系的研发水平需要40年以上，重要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在肉牛疫病发生规律研究、防治技术的研发、普及与服务方面有立法保障和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有长期积累的过程，而我国的研究主要依靠多变的短期项目支持，科技人员跟着“钱”走，缺乏系统性长期积累。
（四）宰后处理与肉品品质安全控制技术亟待加强
美国1927年实现了胴体分级和肉块流通分级、1996年推出分割肉分级标准。美、加、德、日、澳等发达国家均实现了分割标准化，近10年基本普及了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追溯系统，再加上几十年来积累的肉质与卫生控制技术系统，保障着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和肉品安全。我国自“九五”以来在加工处理、牛肉分级等方面也研发了一些技术和标准，但大多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差，全程追溯也仅停留在不完整的片段演示和概念展示阶段，牛肉加工与品质控制的研究人才短缺、力量薄弱。这与我国该领域研究起步晚、没有稳定、长期的投入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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