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兽医的现状、困境、变化

三、变化：两极分化，年轻人愿意自己干

除了劳务补助之外，乡村兽医其实还有另外一项收入，即出诊的收入，包括为禽畜治疗、打疫苗等。杨明告诉记者，每给一头猪打疫苗，他就会有4、5元的手续费，这是他个人的收入，在非洲猪瘟爆发前，他每年春秋两个季度能有700元至800元左右，全年能有1500元左右。但这两年，养殖户变少了，这份收入也随之缩水。

事实上，在非洲猪瘟爆发前，养殖户已经有了变少的趋势。杨明说，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留守的老人也不太愿意养猪养牛了。

此外，前些年生态治理导致的散户养殖减少，也影响着杨明他们的收入，“村里不让养猪养牛了，在村外盖了一个集体的养殖场，村民们可以免费使用，但养的人不如以前的多了”，他说。

更多规模化的养殖场，正在逐渐替代散户养殖，但养殖场一般都有自己的技术人员，即便在外面请兽医，也更愿意请正规机构的兽医，而不愿意请乡村兽医。

2019年，湖北某个山村中，35岁的白万坤，结束了在外打工的生活，回到了家乡。

白万坤此前在河南一家养殖场打工，并在那里学习了兽医技术，现在正打算考“兽医执业资格证”。回乡后，有朋友邀请他合办养殖场，对方出资金，他出技术。

他不打算做乡村防疫员，收入低，没有保障，不如打工，更不如自己创业。他有技术，创业显然是一条更适合他的道路。

白万坤告诉记者，几乎所有的养殖场，都是自己做防疫和治疗，他们的养殖场也是如此，尤其是防疫，“一般不会让外面的人进来，因为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因为有技术，也会有其他村民请白万坤帮忙给自家的禽畜治病、打防疫针等，但白万坤一般不会“出诊”，“如果我有合适的药，我会给村民，让他们自己给禽畜打针或喂药，或者告诉他们治疗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治，这样也是为了防止互相感染”，他说。

除了人才流失之外，年龄结构老化、技术更新缓慢也是乡村兽医体系面临的问题之一。朱增勇说，“当前留下来的乡村兽医，一来老龄化比较严重，二来知识结构老化、技术也比较落后，畜牧兽医技术更新换代非常快，永远都有新的知识要学，有新的技术要掌握，他们所具备的技术、知识，部分已经和时代脱钩了”。

四、对策：专家呼吁立法保护乡村兽医权益

“生物安全涉及整个畜禽生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基层兽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个良好的基层兽医体系，是一定区域内生物安全最重要的保障之一”，朱增勇说，“在禽畜疫情防控中，单个的兽医、养殖场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个区域中，影响疫情传播的因素有很多，因此需要联合防控、落实主体防疫责任，各方面都要做好，比如屠宰，乡村兽医还承担着农村中小养殖户出栏检疫的责任，但因为人员、技术力量薄弱，这方面的工作难度还是很大的”。

如何加强乡村生物安全？朱增勇认为，增强乡村兽医的队伍建设，是很好的方式，“在欧盟、美国，基层社区畜牧兽医体系相对完善和健全，每个社区都有社区兽医官，兽医官的权力很大，而且是经过法律许可和保护的。比如，非洲猪瘟疫情前期一般采取的是疫点一定范围内全部扑杀的方式，但他们则是定点扑杀，周边有一个疫情缓冲区，在这个缓冲区中，经过社区兽医官核准的禽畜，是可以运输的。”

朱增勇认为，我国当前也需要从法律上完善基层兽医体系，制定更完善的条文规章并明确乡村兽医的权益和责任，更好发挥乡村兽医在基层生物安全中的作用，“尽管这几年来，我国规模化养殖企业增加迅速，但总体而言，中小散户养殖仍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我国目前有2000多万个养殖主体，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小散户，他们不可能像大型养殖场那样，自己培养兽医人才，或者自己学习兽医技术，也很难请到执业兽医，乡村兽医仍是他们保障禽畜健康、安全的首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养殖主体的防疫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强化基层兽医体系，通过保障乡村兽医权益、吸引人才等多种形式，建立一个更好的生物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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