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规模猪场至上论”！

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来说，由于文化知识和资本实力的原因，让他们都去兴办企业是不现实的，而农民赖以生存的领域主要还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如果没有国家对农民的保护，走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道路，唯资本至上，可能仅仅进口乌克兰和美国的玉米就会严重砸下中国的玉米价格。中国会有更多的农民放弃种地，中国的粮食安全无从保障。

2020年9月11日，农业农村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111号建议的《关于大力提高养猪业集约化水平的建议》的回复中表示，“将把生猪生产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加大宏观统筹管理力度。”为什么要把生猪生产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因为猪粮安天下！对于这一点，这两年各级政府都深有体会。为什么要“加大宏观统筹力度”？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承训认为：“党的领导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于它的先进性和统一性，集政治、思想、组织等一系列优势于一身。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主要是通过政府发挥指导、协同功能。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又能矫正、弥补它的缺陷。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市场依法管理，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实现共同富裕，都是政府职能。即使是微观层次，有些方面的资源配置也不能主要依靠市场，如生态文明建设、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最重要的也得靠政府职能。市场中的风险，也必须运用政府的力量来规避和弥补。”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是市场经济，讲那么多政治干嘛？我想说的是，经济学都必须是政治经济学下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逻辑，中国有中国的原则。所以，蚂蚁金服、滴滴出行它们错在哪里？就是不懂政治经济学。

四、散小不代表落后

首先要说的是：散和小是相对的，而非绝对。散小作为中国养猪业最大的一个群体，由于知识和资本的限制，硬件投入也远远不足，导致大部分是比较落后的，但一刀切的、简单的认为都是落后的，那就是以偏概全。今天中国最大的养猪企业是谁？是牧原！从22头猪起步，是典型的从散小而逐渐发展壮大的，这中间有企业的努力，更有政府及政策的扶持。所以，单纯、简单的以规模来认定成本能力是非常武断的。应该说，有大型的，甚至超大型的养猪集团，成本能力差的离谱，而一些家庭农场的养猪水平则在不断学习提升中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所以，不能以规模来作为打压散小的理由。事实上，很多地方以环保为由强拆猪场，不是基于生产效率出发，而是懒政和乱政的行为。这一点，国家已经纠正。

事实上，猪价暴涨的原因不仅是非洲猪瘟疫情导致的，其中还有“一刀切”拆除家庭猪场的原因。为此，2018年6月14日农业农村部专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主题是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会上要求“禁止以环保的名义，野蛮拆迁养猪场”。2018年以前“一刀切”的方式导致大量家庭猪场被强制拆除，成为2019年猪肉价格暴涨的两大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非洲猪瘟疫情）之一，2019年猪肉价格暴涨后才有所缓解和开始纠正。

很多人说笔者发文是讨好散户，这是一种狭隘思维下的误解，我撰文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客观的看到中小规模的养猪模式，给他们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鼓励、多一点支持，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笔者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大规模连片土地的机械化耕种显然效率更高，但为何国家还是要坚持以农民为主的生产方式？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考虑和安排。它事关社会稳定和乡村振兴。为什么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发文鼓励和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正是在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用制度的力量改善生产力。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制度变迁理论对生产力影响方面的研究。

当然，太小和太落后的生产方式不应当鼓励，但对于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家庭农场，从国家层面的政策来说是鼓励和支持的，只是，社会化服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土地、环保、普惠金融的配套政策还没有完善，导致家庭猪场的发展遇到了明显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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