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正成为科技大厂的新战场

      华为的“智慧养猪”项目方兴未艾，对应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发酵。

  金新农趁机释放了生猪养殖向智能化迈进的信号，低迷多日的股价随即开始上涨；唐人神公开表态称智慧猪场管理平台正在有序推进，公司将全面推动智能化养猪；正邦科技和新希望也陆续对外表态，智能化、自动化养猪将是大势所趋……不出意外的话，继网易、阿里、京东等互联网企业跨界养猪，碧桂园、万科等房地产企业进军养猪业后，华为的“南泥湾”项目将再度把“养猪”推向风口。

  1、生猪行业有了新变量

  人类对猪的驯化，据说已经有9000多年的历史，西汉第一位布衣丞相公孙弘在发迹前就有“海边牧猪”的故事。但生猪的规模化养殖到了19世纪末才出现，所谓的现代化规模养殖仅有40多年的时间。

  而中国的生猪养殖又有一些特殊：中国人每年要消耗掉5000多万吨的猪肉，几乎占全世界总消耗量的50%，但中国养猪行业仍然以散养户为主，市场前20企业的占有率都不到10%，典型的“大行业、小公司”的格局。

  为何看起来有些“畸形”的市场，偏偏在过去几年中屡屡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以至于出现了上千家房企转行养猪的一幕？

  答案离不开“养猪”的高利润。根据牧原股份发布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7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41.58%，平均一头猪的利润为1500元，相当于两瓶贵州茅台酒的利润。

  仅仅将原因归于养猪的“暴利”，恐怕还不足以吸引华为们的眼球，毕竟生猪行业每隔三四年的时间就会出现一轮猪周期：猪肉价格上涨——养猪行业扩产——生猪产能过剩——猪肉价格下跌——养猪大户转行——生猪供应下降——猪价再次上涨。倘若错判了猪周期，哪怕是行业的头部玩家也可能被迫出局。

  真正诱导局外人鱼贯而入的变量其实是“非洲猪瘟”。2018年出现的非洲猪瘟直接导致国内的生猪存栏量减少40%以上，猪肉市场随后开启了近3年的涨价潮，并深深改变了国内生猪养殖的市场格局：无情的“非洲猪瘟”迅速淘汰了散养户，一直悬而未决的模式之争也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

  国内养殖行业主要有两个流派，一是牧原代表的“自建自繁自养”的重资产模式，二是温氏代表的“公司+农户“的轻资产模式。

  2020年以前，牧原的市值被温氏牢牢压制，但在2020年后却出现了两极化的现象，牧原的市值一路暴涨，温氏的市值却在持续下跌，最终拉开了2000亿元的差距。个中原因并不难解释，牧原对产业链的严格把控验证了集约化、标准化在对抗不确定因素方面的优势，而温氏赖以生存的轻资产模式遗憾错过了生猪价格持续上涨的红利。

  生猪养殖的重资产模式被深层次验证，或许就是科技大厂们看到的机会。

  2、“养猪”是一门技术活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养猪”几乎是没有技术门槛的生意，以至于“北大才子卖猪肉”的行为成了十几年前的现象级新闻。这样的偏见显然成了一种常识，房地产企业的闻风而动就是最好的例子。

  恰恰是房地产企业的“诚实”，让外界看到了生猪行业复杂的一面。

  2014年末的时候，喜欢定小目标的王健林宣布在贵州投资10亿元，目标是建设30万头规模的土猪扩繁厂、屠宰加工厂和饲料加工厂。然而刚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万达就放弃了自己的养猪计划，彼时给出的解释是：“盖个十万头猪的猪场要几个亿，我们盖个五星级酒店才多少钱？”

  “不信邪”的许家印在万达终止养猪计划同年，高调宣布斥资3亿元在贵州援建110个养猪农牧基地；到了2018年，万科和碧桂园也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纷纷开始部署养猪大业……结果告诉我们，看似不差钱的房地产企业只是在猪场内外反复试探，并未在“养猪”的征途上坚定的走下去。

  并非是房地产企业不贪恋养猪的暴利，而是踏出了半只脚便感知到了养猪的水有多深。

  以2020年赚的盆满钵满的牧原为例，沉甸甸的成绩单可谓在资本市场出尽了风头，关于牧原的58份研报都给出了“买入”或“增持”的评级。可稍微细究下牧原的经营状况，诸如大股东频繁的股权质押、短期借款比例较高、业绩增长的不确定性等内部问题，远没有奠定与市值匹配的市场地位。

  确切地说，牧原的暴涨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对于一家市场份额仅有3%的龙头企业，想要在市场中上演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还需要给出足够的硬实力。比如当猪肉的价格下行后，养殖企业的利润空间注定将被压缩，而在非洲猪瘟常态化的局面下，围绕安全防控的刚性投入将不断增加，牧原们如何继续保持领先态势？

  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降低成本，以低成本作为穿越“猪周期”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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