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瘟精准清除与新冠国内防控方案的对比

六、流行病学分析有利于追踪传染源头，将有限的防控资源用于刀刃上

传染病的控制，流行病学分析至关重要。对于非洲猪瘟精准检测清除，通过流行病学的关联性分析，尽可能地找出传入源头（即尽量找出0号病例，或那一批感染动物及其所在区域），分析出因随后的生产活动而可能导致的扩散范围。流行病学有助于分析出牧场中疫病的进一步发展趋向，提前布置重点防控区域，把有限的防控资源用到刀刃上。流行病学分析还有助于有的放矢地开展重点监测检测工作，及时甚至提前检出已感染动物（潜在的传染源），进行定点清除。因此，流行病学分析对于防控资源和检测能力有限的一些规模猪场，优势更为突出。

对于新冠肺炎，流行病学分析同样重要。流行病学分析可以找出传染源，关联传播关系，将紧密接触者进行控制隔离，避免进一步的传播和扩散。流行病学分析还有可能分析出潜在的隐性带毒排毒者，将隐形传染源分析出来，加以控制（传播伤寒的“超级玛丽”就是经典的历史案例）。

这次新冠肺炎期间，定位技术与大数据分析等现代高科技技术的介入，可以将素不相识的传染源与易感人群之间的短暂“接触”而偶然引起的传播进行流行病学关联，实现更加精准的分析与控制。该技术非常强大且实用。

七、最后几个问题

1. 消毒的作用？

2003年SARS暴发期间采取了广泛的公共空间（如公交车、地铁车厢、出租车、宾馆电梯等）消毒，而且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本人认为这样的消毒作用有限，因为定期消毒只能消灭之前存留的活病毒，但不能解决新污染进来的病原。因此这样的消毒更多的属于为减少恐慌的一种心理暗示宣传）。与2003年SARS期间的操作略有不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前期并没有开展公共空间的消毒工作和宣传（按照国家卫健委高级专家曾光的说法，估计卫健委并不提倡），只是到了中期发现可能存在呼吸道之外的传播方式之后，武汉和一些城市才进行大面积的道路等环境消杀。

非洲猪瘟暴发以来，许多兽药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甚至新上马生产消毒药，我们猪场也采购了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消毒药，进行了大面积的喷洒、气雾、熏蒸等消毒，各种各样的消毒机器和设备也火了一把。

非洲猪瘟病毒的耐受性远远超过新冠肺炎病毒，我也在多种场合呼吁不要把消毒简单地等同于非洲猪瘟的生物安全防控。然而，我们很少有人问这个问题：“消毒管用吗？”。

其实，消毒不是没有作用，而是消毒不容易做到彻底，特别是这么大面积的猪场内，污染不知道在哪里？而没有重点的广泛消毒难免会有遗漏的地方，因此生物安全必须是以物理硬隔离方式为主，用消毒这根救命稻草替代物理硬隔离（划红线）的思维方式非常不可取。

2. 易感动物（人群）的保护与“神药”

可能也是惯性思维，当一个传染病袭来的时候，我们本能地会问：有没有药？有没有疫苗？遗憾的是，非洲猪瘟与新冠肺炎这两种疫病既没有可靠的治疗药物，也没有有效的疫苗。

非洲猪瘟防控期间，出现了大量的虚假广告和“神药”：如今珠多糖、单月桂酸甘油酯、恩诺沙星等化学药物或打着中药名义的各种“神药”（如“囊膜完”、“战菲”、“可达菲”、“猪自清”）等，还出现了“2 mL核心技术”等非法疫苗。

新冠肺炎期间也出现了很多“神药”，包括“双黄连口服液”（其实它本身应该是个好东西，只是被“炒糊”了），包括满天飞的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泰国等舶来的各种“神药”消息，瑞德西韦就属于其中一种，试验才刚开始，就谣传具有96%的治愈率（有可能它确实有效，只是不该谣言满天飞）。一定程度上，医护人员上战场前注射的那一针胸腺肽，防护效果真的确实吗？也许也属于心理安慰性质为主的“神药”。

非洲猪瘟防控期间“神药”的大行其道，新冠肺炎期间人们对有效药物的渴望，可能是人类本能的驱使结果，毕竟病急了都会乱投医，心中总是期望万一出现有效的神迹。想当年，SARS期间板蓝根、食用醋等脱销也属于人们病急乱投医追求神药神方法的写照。

其实，保护易感动物（人群）最好的方法是“挡住外面的”物理性隔离的思维方式和操作。对于非洲猪瘟防控，划好红线，把猪养在绝对安全的净区，“让猪遇不到非洲猪瘟病毒”。对于新冠肺炎，广大群众尽量少出门少聚集，需要出门时人人戴好口罩，可能的话同时戴好手套，回家洗脸、洗手等；对于医护人员，除戴口罩手套之外还穿防护服、戴护目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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