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和中美贸易摩擦对生猪养殖行业的影响

5、应急管理

为防止疫情大范围扩散，国家会制定配套政策来消灭疫情，同时保障养殖户的合理利益。以此次非洲猪瘟为例，农业农村部政策要求发生猪瘟的县、市、省以及相邻省市，暂停生猪调出本县、本市、本省，关闭省内所有生猪交易市场。约18个省份的生猪调出受限或禁止，北猪南运受阻，生猪产销结构性失调。

国内生猪生产和消费区域不匹配是生猪长期跨省调运的根本原因。生猪主产地为人口、粮食大省，河南、四川、安徽、湖南、湖北、山东等（见图4），但省内消费能力有限，无法完全消纳生猪产品。依据中债资信测算，2016年上述六省猪肉调出量约为1380万吨，占全国猪肉产量的25%，占其省内消费量的150%。一旦调运受阻，区域内产能将严重供过于求，必然导致价格下跌。生猪净调入省猪肉价格则明显上涨，如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区。2018年8月31日生猪跨省调运政策启动，至10月11日，河南和广东（外三元生猪）出场价价差由2.27元/千克扩大至5.35元/千克，创历史新高。后续研究将详细分析各类情景下生猪价格波动、价差及区域内企业盈利分化情况。

补贴政策方面，9 月13 日，政府将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由800 元/头提高至1200 元/头，补贴力度加强，补贴价格能够覆盖养殖成本的90%左右，养殖户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可以有效减少隐瞒不报、偷运偷埋等违法现象，利于疫情尽早得到控制。

总体看，生猪调运受限政策利于尽快消灭疫情，短期内会导致产销量区域性结构失调。政策取消后价差将会逐步收窄至正常水平。生猪扑杀补贴力度较为有力，符合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的“补偿价格在其商业价值的70%~110%”，合理保护养殖户利益、也有利于疫情控制。

综合来看，由于生猪养殖行业关乎到国计民生，因此政府在价格调控、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起到了良好政策托底作用，保证行业不会长时间处于大幅亏损状态。同时，各类政策对促进行业规模化和规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行业规模化企业占比、集中度、生产效率均得到了有效提升。

二、行业成本

1、成本要素

现代化生猪养殖环节较多、技术复杂，育种、保育、育肥等各个环节的技术标准和管理水平都直接影响到养殖成本和效益。具体来讲，生猪养殖关注完全成本和生产成本两个口径。生产成本用于核算与养殖直接相关的物料消耗、人工、折旧摊销等；完全成本则考虑了不同企业期间费用差异对成本的影响。根据中债资信统计，生产成本能够反映行业一般成本水平，而完全成本则体现了不同管理模式、债务政策下企业成本差异。生猪养殖生产成本主要包括饲料、仔猪、折旧、人工、水电、疫苗和兽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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